新冠疫情加速出生率下降

誠然，出生率下降不是近兩三年才出現的情況，但顯然新冠疫情、封鎖限制措施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相疊加，對生育率構成了難以避免的拖累。據統計局公佈資料顯示，本澳2019年出生率為8.9‰，較2018年的出生率為9.0‰下跌0.1‰。但2020年出生率即下降為8.1‰，2021年的出生率更是下降至7.4‰。可見，疫情對生育的影響總體而言是負面的。疫情帶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使得部分居民選擇推遲或者放棄生育計劃。

生育決策通常受諸多因素綜合影響，例如是否做好了孕育子女的經濟、心理準備，外部環境是否適宜孕育胎兒，家庭是否能夠負擔子女養育的成本，如何平衡子女孕育與家庭工作的關係等等。而新冠疫情的出現，引發的經濟衰退，導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經濟收入和未來的不安加強，推遲結婚和生育，進而影響未來出生人口，抑制整體人口增長。

低出生率 影響會滯後浮現

現在讓很多政府頭痛的，是低生育率引致整體社會勞動力下降。有專家針對發達國家估計過，如果目前的人口趨勢沒有重大改變，從1999到2050年，日本的勞動力就會從6,800萬下降到4,600萬，德國從4,100萬下降到2,800萬，意大利則會從2,300萬下降到1,400萬。這樣規模的萎縮，當然會對社會的生產力造成非常明顯的負面影響，那便是很多政府相當着急的原因了。

人口減少會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如勞動力不足、消費市場萎縮、人口老化加劇、年輕人供養負擔加重等等，對任何地區的人口結構來說，低生育率所減少的並不是所有年齡層的人口規模，而只是年輕人的人口數字。低生育率的一個主要後果就是未來人口的生產力必然會下降，如果人口要在數字方面做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某個時間點上停止出生人口過低的情況。而低生育率就像是惡性循環，維持的時間愈長，就愈難扭轉人口下降的大趨勢，且影響深遠。

因此，日本政府官員在看著該國出生率斷崖式下降後甚至揚言，“再不想方設法刺激生育，日本恐將消失”。

經濟補貼舒緩養育壓力

對澳門而言，特區政府亦應認真面對，低生育率是個必須處理也應該扭轉的問題。有團體曾於2019年就生育意願進行民意調查，發現本澳居民生育意願偏低，當中原因也包括由於經濟壓力問題，但是家長們對於子女教育問題的重視也是日益加重，以致本澳的補習社、教育中心也是越開越多。雖然本澳已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但是花費在課餘學習上的開支卻不少，曾有家長就表示每個小朋友每月花費在興趣班以及補習班的開支，動輒五六千元，音樂、舞蹈、英文三樣最基本，有些還學習一些體育項目、藝術類又或是什麼蒙特梭利等等，各式各樣的課程每每是兩、三百元一小時的學費，本不用上課的周六、周日，但是卻排滿了興趣班課程，除了小孩學習壓力大，家長經濟負擔也大。

再者，鼓勵生育光靠發錢行不行？從全世界的經驗來看，生育補貼只能是主要舉措之一。比如，新加坡、日本等國從上世紀就開始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自今年2月14日起出生的新加坡籍孩童，無論是第幾胎，新生兒家長都將獲得額外3000新加坡元（約合18213圓澳門幣）嬰兒花紅現金獎勵。發錢無疑是最直接、最具有獲得感的辦法，可以快速直接形成對育兒家庭日常需求的補充，對於緩解一孩、多孩家庭的養育成本具有較為積極的意義，但對增加年輕人生育意願的效果，還需完善政策、改善職場環境、提升育兒環境相關配套以及兩性平等意識等。

要提升嬰兒出生率，就必須跟想當父母的適齡人士建立某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在這個契約裏，養育小孩子的人不應該由於有了小朋友而要在經濟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同時育兒的女性亦不應該在職場上降至不利地位。

亦即是，要打消年輕人的生育疑慮，鼓勵生育的政策”工具箱”還須更豐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