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本澳博彩業可謂慘淡經營。不僅顧客寥寥，收入劇減，而且六家博企還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至十九日和今年七月十一日至今都響應特區政府對疫情防控的要求關閉了旗下的娛樂場。即使顧客寥寥收入劇減甚至賭場關閉期間，博企依然需要支出一些日常性的開支，包括員工的薪水、貸款的利息等等。因此可以想像目前六家博企的財政狀況應該難以理想。日前也有媒體報道稱有國際投行認為以目前的情況計算，現金流較緊張的在澳博企最多可以支撐九個月，但若扣除競投賭牌所需繳納的五十億元，則只夠一個月，需向母公司股東求救。
而在近日，還有一件對澳門博彩業應該會有影響的事情發生。據說泰國國會眾議院正在部署制定法律準備“開賭”即準備在泰國開放幸運博彩業，擬在泰國的五個地方開設賭場，博彩稅率定為百分之三十；據稱相關法律會在今年十一月份提交。
在二十年前除澳門之外，位於東亞和南亞的國家和地區基本都是嚴禁經營幸運博彩業即嚴禁開設賭場（Casino）的。但在這二十年裡，先是新加坡政府於二零零五年四月正式宣佈批准在新加坡開賭幷開設兩個賭場，位於新加坡濱海灣和聖陶沙的分屬美國金沙集團和馬來西亞雲頂麗星集團的兩個大型全新型豪華娛樂場酒店很快就正式營業；隨後則是越南、柬埔寨、菲律賓、韓國、俄羅斯等國家都開放幸運博彩業並努力做大各自的幸運博彩業；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日本參議院通過了賭場合法化法案，如果不是因為在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並持續至今，估計日本的賭場現在已建成並已開始營業；甚至香港、台灣等地在這些年裡也曾謀劃過開放幸運博彩業。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時為候任行政長官的賀一誠在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裡，就認為“中央多次提出我們沒有適度地多元化，太單一了，你們看見博彩業發展得很好，有關的酒店零售都發展得很好，但都是圍繞博彩這個行業裡面轉，一個城市這麼發展下去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續的，因為澳門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搞博彩業了”。在第五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即二零二零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也有“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博彩旅遊業大幅度下滑，進而衝擊其他相關行業，再次充分暴露了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旅遊業的脆弱性和巨大風險。澳門還面臨周邊國家和地區開賭的競爭壓力”。而對於泰國這樣一個以佛教為國教的國家，此前有本澳博彩業界人士曾認為受宗教因素的影響，即使周邊地區全都“開賭”，泰國也永遠不會開放幸運博彩業。但是現在連泰國也要“開賭”了，可見在未來澳門博彩業很可能確實會面臨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博彩業之間的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
其實在本澳“開放賭權”之初，就有意見認為本澳的“開放賭權”有可能會引發別人的效仿，為澳門博彩業引來更多的競爭對少。但那時本澳坊間似乎普遍認為澳門博彩業可以“打遍全亞洲無敵手”，當時有本澳學者就曾公開撰文認為：澳門“有可以與拉斯維加斯和蒙特卡拉媲美的賭場名聲及博彩業的人才和經驗”，“在博彩旅遊方面具有建立核心競爭力的基礎”，與周邊地區的博彩業相比較，澳門博彩業所具有的優勢可歸納爲：地理優勢﹑營銷優勢﹑品牌優勢﹑中西文化優勢﹑政策優勢﹑靈活性優勢﹑政治穩定﹑經營文化優勢；“澳門博彩業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博彩產業中最有競爭力的成員。未來較長一段時間裏，澳門在亞洲不會有真正的競爭對手”。
但對於泰國準備開賭，日前有本澳業界人士就認為：對比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博彩稅率，目前在澳博彩公司承擔的實際博彩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九，可謂全球最高；而周邊國家針對不同的客人會有不同的博彩稅率，一般設兩到三種類別；如菲律賓的博彩稅率，大眾客稅率為博彩毛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本地貴賓客博彩稅率為百分之十七、外國貴賓客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新加坡在今年三月調升了博彩稅率，最高需支付百分之二十二的稅率；而博彩業市場競爭力，除博彩稅率外，還有市場條件、監管制度等；過去澳門稅率雖然高，但行業監管相對寬鬆，且中介發揮重要引客作用，貴賓廳蓬勃發展，刺激賭收不斷探頂；然而，撇開疫情，現內地打擊旅客出境博彩，限制中介活動，加上博彩法修改、賭廳急速萎縮，甚至衛星場式微，澳門博彩業經營環境已不可同日而語；倘本澳繼續再走高稅率，“完全冇競爭力”。
確實，目前“澳門博彩業經營環境已不可同日而語”，即使疫情好轉，澳門博彩業也未必能“打遍全亞洲無敵手”。本澳不能再迷信澳門博彩業競爭力，還是應該重視競爭對手，努力採取務實措施提升澳門博彩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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