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網上有一篇文章《香港的葬禮：逝去者，接班者，收稅者》，該文梳理和分析了回歸前後香港商界幾大家族的變遷，認為回歸前後香港前船王之一的包玉剛和其二女婿吳光正所創造的“降維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開來，成為香港財閥們的主流操作；而所謂“降維式接班”，用大白話說就是：主動調整自己的商業帝國經營方向，降低經營難度，把企業變成“傻子都能經營好”，再交給第二代；包玉剛的“棄船登陸”，本質上就是將其商業帝國從經營難度極高的船運業擺脫出來，轉型經營難度大幅降低的地產，之後更是進入經營簡單的“收租型物業”；這種轉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對接班人的腹誹和阻礙，又能讓下一代獲得穩健的收益；此舉獲得香港富豪的紛紛效仿；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香港的電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誠的，煤氣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誠和怡和集團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鄭裕彤的，本質上，這都是“收稅制商業”；近幾十年香港四大家族通過房地產積累巨大財富，並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電力、碼頭、電信等所有具備壟斷特性的產業，進而“坐地收租”；但“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了香港。資本的短視和逐利，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十年”。
香港的恩恩怨怨、起起伏伏不用澳人操心。但香港的這種由“收稅制商業”所導致的“慣壞了香港”“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十年”，也應該引起澳人的警覺。如果說這些年香港富豪們是將自己的商業模式逐漸轉向了“收稅制商業”，那麼這些年整個澳門經濟，則是主要轉向了“收稅制經濟”：經濟以博彩業“一業獨大”，政府以博彩稅收為主要財政來源，居民以博彩業為重要的就業領域；政府和居民都無需掌握較高的技能，也無需從事難度、辛苦程度或複雜程度較高的工作，但卻能憑博彩業的盈利或稅收而享受較高且穩定的收入。如果這種“收稅制經濟”能夠長久甚至永遠延續下去，澳門世世代代都能“少勞多獲”，即用輕鬆的工作就能獲取相對較高的收入，享受較高的生活質量。這樣的狀況，確實“看上去很美”。
只是從歷史上來看，“收稅制商業”難以長久。從古至今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吃苦耐勞、勤儉持家，靠自己的幸苦奮鬥掙下了不菲的財產，積累財富、置辦房產、土地等，想讓其子孫後代們都能夠僅憑“收房租、地租、利息等”就能夠過上“輕鬆、富裕”的生活。因此他們實行的也是“收租式商業”。但這種“收稅制商業”一是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剝削”“是不勞而獲”，會引起諸如“打土豪，分田地”之類的暴力反抗，最終“收租式商業”再難“收租”。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的“農民起義”本質上就是這樣的過程。二是即使沒有“農民起義”，富豪的子孫後代們僅憑“收房租、地租、利息等”就能過上“輕鬆、富裕”的生活，常常會使得他們“不思進取”“沉溺於享受”且“一無所能”，有可能很快就會將巨額家產“揮霍殆盡”。中國人常說的“富不過三代”，背後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這種“收稅制商業”。
“收稅制商業”難以長久，澳門的這種“收稅式經濟”應該也難以長久。因為澳門依靠博彩業的這種“收稅式經濟”，一是容易引起別人的效仿，二是容易引起別人的反制，三是容易導致澳門人口質素的下降。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時為候任行政長官的賀一誠在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裡，認為“澳門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搞博彩業了”；在第五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即二零二零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也有“澳門還面臨周邊國家和地區開賭的競爭壓力”；這些其實就是指出澳門這種“收稅式經濟”引起了別人的效仿。今年四月十二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立法會認為：“現時整頓博彩業，確保健康發展，才能獲內地支持，否則澳門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這應該也是承認目前內地“不支持澳門博彩業發展”，對澳門博彩業有反制措施。而對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要求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內要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這“四大產業”，有本澳媒體評論就認為僅憑現有的澳門人的總體質素，“累死”也難以發展好這“四大產業”；這種觀點聽上去很刺耳，但未必不是事實，因為今年四月十二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立法會也承認“本澳企業欠經驗、欠市場、欠人才，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而目前澳門人口總體質素相對偏低，與這些年澳門這種“收稅式經濟”應該不無關係。
既然“收稅式經濟”難以持續，而且目前從全球範圍來看，不斷推出新思路、新形式、新理念、新產品、新服務的“創新型經濟”才最有競爭力。因此本澳也應該努力擯棄“收稅式經濟”，努力發展“創新型經濟”。雖然“這條路很難走”，但對澳門而言，“這條路”應該是“別無選擇、不得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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