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立法議員李良汪指出，多年來，本澳社會對完善及落實官員問責制度一直存有訴求，尤其當施政差強人意時，有關聲音更是不絕於耳，如近期因防疫不力導致連番出現公共衛生風險、輕軌停運一百八十日更換高壓電纜等又是新例。

現時本澳已有官員問責制度的法律基礎，例如《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則》、《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守則》，《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補充規定》、《領導及主管人員行為準則──義務及違反義務時的責任》，《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等，規範了各級公僕的責任與義務，惟多年來在落實制度方面未如理想，既不符合制度原意，也影響公共行政改革步伐。

必須指出的是，官員問責最核心關鍵不在於“究責”和“懲罰”，故絕非指官員在施政上稍有不足便要“下台”，而是要構建“勤政”和“務實”的官場文化氛圍，提升工作效益與效率，最終令社會更認同和滿意政府的施政。因此，倘能完善並把制度有效落實，除了政府、社會及民眾得益，對官員也是有利無害。

基於官員的施政成效關乎社會整體利益，彰顯“有權必有責”及“權責要對等”的制度原則，長遠將有利政府善治及社會發展。因此，不斷完善並確保官員問責制度的執行顯得尤其重要。

為此，他提出質詢如下：

一、特區政府去年曾指出，官員問責無論在紀律程序或刑事法律都作了研究，將於今年聽取意見及起草必要的法律法規；今年六月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指出，“......從改革授權制度以釐清權責、制定適用領導及主管的專有紀律制度，以及健全《刑法典》中有關職務犯罪的規定等方面着手，提出可行方案。”距離本年度結束只剩約兩個月，目前官員問責法律法規起草工作進度如何？是否已有可行方案或研究成果？

二、持續完善制度相信是任何公共政策或措施必要的環節，當局對完善並落實官員問責制度的取態及總體部署如何？有否具體推進時間表讓社會大眾明悉及共同監察？

三、國家監察委員會可對履行職責不力、失職失責的領導人員進行問責，機制成效顯著。特區政府會否研究參照國家機制，設立更有效及更獨立的監察委員會，或在廉政公署組織法中加入有關職責與權限，以完善及落實官員問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