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經濟學有個著名的“囚徒困境”說，筆者在此說說會展統計數字的困境。

近年來，為推動會展業的發展，地方政府或會展企業投入很大精力致力於產業（企業）發展規劃、發展報告或發展政策的制定。撇開制度設計不說，按傳統的“套路”，規劃、報告的開篇總是要對一段時期內國際、國內會展業的發展概況進行梳理和提煉。翻看一份份製作精美的“皇皇巨著”，若刻意比對一番，往往會發現就同一類別或項下，會有不同的資料表述，南北差異，東西有隙。

就個人的認知來說，近年來，會展界在研究和實務領域可資憑藉的資料來源有這樣幾個：一是系統化、已具相對權威性的《中國會展經濟發展報告》，由中國貿促會編撰，業界統稱“白皮書”，業內較多學術研究文章引用該報告的資料；二是由過聚榮博士領銜的團隊主編的《中國會展經濟發展報告》，稱為會展經濟藍皮書，通過第一手資料的收集和採用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分析中國會展經濟的發展特徵、相關問題以及變化趨勢，並通過與國際會展企業的比較，提出發展中國會展經濟的建議；三是多年前由俞華博士主編的《中國會展業發展年度報告》，按官方的說法，其依據為：商務部作為全國會展業主管部門，經國家統計局批准，建立了商貿服務行業統計報表制度，商務部商貿服務管理司和全國城市工業品貿易中心具體組織實施全國會展業統計工作，全面分析我國會展業總體情況，探討會展業更高更快發展的路徑；四是中國會展雜誌社每年的年終盤點統計，是以一定規模以上的展館舉辦的展會面積為依據；五是國際展覽業協會（UFI）對中國展覽業的統計，前提是樣本的抓取範圍為該會的會員單位；六是在政策法規領域，當前有中外會展雜誌社每半年一期的《全國會展產業政策法規》白皮書，收錄國家部委會展政策法規和較多城市的最新地方政策法規，見證了中國會展業管理規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發展進程，其附錄中收集了會展業部分統計資料。

視角不同，利益表現不同，呈現的結論自然有異。2012年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一個三線會展城市展覽總面積竟然超過了很多著名的會展城市。這裡不對上述報告進行優缺辨析，只是想探討一下有關會展統計的制度設計和方法選擇。

資料是決策的基礎，科學、系統、全面的資料統計是一切制度設計的重要前提，“盤不清家底又如何過得了好日子”？

有過多年會展場館管理經歷的人或許都有這樣的體會：場館管理往往不是單純的企業個體行為，場館管理者常常需要扮演城市管理者的角色，肩負著培育和規範會展市場的責任。治安、交通、產品品質和銷售許可、智慧財產權、城管、公交、海關、檢驗檢疫、衛生、食品安全，等等。這裡僅有少部分的職責為主辦方承擔，尤其是大展、流動展，各場館為吸引展會往往都會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公共服務承諾。雖說政府各部門依據其職責承擔其責任，但萬般手段均需通過展館這個載體來實現。於是，重負之下，我們的展館方在申辯、在求援，我們的專家和理論工作者在呼籲：會展的主要功能是拉動當地的第三產業發展，會展產生的是間接效應。當展館周邊的酒店、餐飲、廣告、出租、旅遊等相關行業賺得盆滿缽滿之時，政府能否給予會展業以“反哺”？每當此時，我們的政府會問：“你究竟給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多少利益？稅收增加值多少？解決就業多少？甚至GDP增加多少？你能否算清楚會展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增加值？”

1：9的理論似已成為行業幼稚病的表現，只有剛入道的人士才會津津樂道。可就是這麼個ABC層面的判斷仍未被很多地方認同。究其緣由，一樣是資料的支撐。我們有北京會展行業協會與北京統計局聯合做出的對北京部分展會拉動比的統計，也有中山大學與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實證分析出的廣交會對廣州經濟的拉動比的結論。我們更有香港特區政府為應對金融風暴，邀請協力廠商對會展業影響香港經濟的客觀調查，繼而拿出1.5億港幣扶持會展業的政策設計。

我們欠缺的是什麼？是否可以表述為統計的頂層設計和堅定的決心，包括統計體系的制定、統計機制的設計和規範、統計法規的建立。也許當下做不出大而全、包羅萬象的體系標準，但明確和責成包括政府有關部門在內的關聯單位朝著同一個方向踏實努力地聯動起來更為重要。

當下和未來會展企業的“尚方寶劍”亟須如此鍛造，打開樊籠，走出困境。

（來源：中國貿易報  薑淮  作者系廣東現代會展管理公司行政總監、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